施燕华—新中国外交传奇见证人

    施燕华，外交部英文专家、原翻译室主任，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班，随即到外交部工作。1971 — 1975年，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任我常驻代表、副代表外交活动的口译和他们在安理会等各种联合国会议发言的笔译任务。1975 — 1985年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期间，担任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的翻译。
    参加了中美建交谈判、中美关于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联合公报的谈判，以及其他国家与我国的建交谈判。1985 — 1988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1989 — 1990年，任驻欧共体使团及驻比利时使馆参赞。1991 — 1994年，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担任笔译定稿。1994 — 1998年，任驻卢森堡大使。1998 — 2003年，任驻法国使馆公使衔参赞。现任外交部外语专家。主要译作有：合译并审校《命运悠关的决定》、《英迪拉•甘地和她的权术》、《豪门秘史》、《大座钟的秘密》，《企业家 -世界名牌创始人小传》等及《第四帝国的崛起》、《领导者》部分章节。

    施燕华说：“我们兄妹都爱学习，都明白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在这方面大姐给我们的影响最大。”大姐高中毕业后，面临两种选择，其一是嫁人，其二就是求学找工作。她选择了求学，考上了不用交学费的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上了小学教师，后来又做了校长，成了全家主要的经济支柱。大姐的事业心也特别强，她后来成为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新中国第一本儿童故事杂志《故事大王》的名号，就来自于她的创意。
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946年，施燕华进入万竹小学学习，这座学校因教育质量高而享有“上海小学之最当推万竹”的美誉。在姐姐哥哥的影响下，她也非常热爱学习。
　　当时的小学生毕业之后，面临着上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的选择。施家的孩子当然上不起私立学校，年幼的施燕华依靠自己的努力，得以进入上海资格最老的学校－－敬业中学学习。在这里她的成绩照样名列前茅。1958年，她和另外一名女孩由学校推荐报考外交部下属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成为该校英语专业学生，这个英语班上只有十来个学生。
发奋学习想做教授
　　施燕华说，进入大学后，她特别羡慕那些博学多才的老师，渴望自己也能成为语言教授。
　　在这以后的5年（当时大学学制5年），她一心一意扑在学习上。她说自己当时没什么其他想法，寒暑假也不怎么回家，也不怎么出去玩。他们一班人学习都很刻苦，学校的阅览室很小，常常要早早去抢位子。不过她作息很有规律，主要就是利用好课堂和自习的时间，每天晚上十点熄灯时间一到，她就准时就寝。
　　也是在这个时期，她开始树立起强烈的事业心。学校的政治辅导员鼓励女生要更有作为，在业务上追求上进，不要甘心做家庭主妇。
　　1963年大学毕业后，她又考取了研究生。这时学校已由外交部属下归入高等教育部管辖，高教部对他们的培养目标就是语言教授。但她当语言教授的梦想渐渐已变得不现实起来，在当时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中，“成名成家”是要受批判的，他们必须成为“又红又专”的学生。1965年，外交部以接收实习生的名义，将他们从高教部手中“抢了”过去，后来“文革”开始了，到处乱哄哄的，高教部自顾不暇，也只好由他们去了。
总理垂范谨严作风
　　施大使说：“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的10年，让我养成了严谨的工作作风。”周恩来总理曾把新中国外交官比喻为“文装解放军”，并谆谆告诫说外事工作授权有限，外交人员要经常请示汇报，外交无小事，切不可掉以轻心，这让外交工作者们养成了勤请示、守纪律、工作细致的良好习惯。
　　施说：“严谨的作风对于外事翻译人员尤其重要。这一点从我入外交部时就已领会到了。”译员稍有不慎，就不仅可能让国家形象受损，而且有时还造成重大损失。初到翻译室从事笔译时，她就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份中国对外援助的外文声明上，译员不小心在援助数额数字的后面多加了一个“0”，到后来发现问题时，领导已签过字，文告也已公开发表，也就只好认了。施燕华说，她将这一故事铭记在心，在多年的翻译工作中，她一直认真细致、字斟句酌。
　　24日在深圳大学演讲中，提到译员还要注意外在形象时，施大使又回忆起周总理当年的事情来。当时一名女译员奉命随总理接见外宾时，穿的是一件长袖衬衫，因为天热，她进会客室时把衣袖捋起了，平素和善的总理一见就责问译员：“你这像个什么样子？快将袖子放下来。”总理自己也极其注意细节，他一天要刮好几次胡须，有时候上午见外宾前才刮过，下午再出场时又刮一次，每次露面时都清清爽爽）
　　施燕华说：“在翻译室，我更加觉得这一辈子要做一点事，要为国家服务。”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她与和她几乎同时到达翻译室的同事吴建民相知相爱，两人1967年结婚，次年生下了他们惟一的女儿。
从军垦农场到联合国
　　1969年春天到1970年2月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施和外交部的一班同事被下放到汕头牛田洋军垦农场；现任外交部长李肇星那时也在那里，他们后来互称“牛友”。他们见识了台风、海啸，平时他们就是搬石头围海造田，种水稻，她还学会了种菜。外文是学不成了。她回忆说：“那时候我已经谈不上有什么理想，看不到未来有什么希望。”
　　但命运后来出现了转机。中苏边境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打响后，外交部对外文告、宣言、声明陡然增多，而外交部当时经过“文革”中的历次冲击，本部只剩下屈指可数的一点点人马，于是开始召回被下放到外地的原工作人员。施在“文革”中没有“极左”行为，也没有去“夺权”，表现还可以，因而也回到了外交部翻译室。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从1971-1975年，施吴两人都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施任英文翻译，吴任法语翻译，承担我常驻代表、副代表外交活动的口译和他们在安理会等会议发言的笔译任务。
活跃于外交舞台
　　施说，1975年她回到国内。这时邓小平复出，外事活动多了起来，她更多地负起为国家领导人做口译的任务。这时离她入外交部差不多已有10年，这种漫长的过渡期在翻译室并不多见。最开始是因为她年纪还小，后来就是因为她并非工农兵出身，没能成为组织上的培养重点。
　　1975-1985年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期间，她担任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的翻译。她同时还参加了中美建交谈判、中美关于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联合公报的谈判，以及其他国家与我国的建交谈判。1985年以后，她历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等职务。1991-1994年，她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担任外交文件笔译定稿。
　　1994-1998年，施燕华出任驻卢森堡大使。1998年，她以公使衔参赞身份，与丈夫吴建民一道出使法国。吴先生后来对媒体说：“我到法国去当大使时，她也随着去了，她不去不行。因为法国的习惯，晚宴特别多，女主人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总不能借一个来吧。为了支持我的工作，她只好放弃自己的工作。不过她除了做好大使夫人外，还以女外交家的思维和敏感给了我很多帮助。”
　　2000年2月，施燕华从任上退休，外交部的聘书就寄到了驻法大使馆，聘她为外语专家。她现在仍然在外交部翻译室从事一些笔译工作，更多的精力则放到了培养年轻人、促进社会翻译事业进步方面。

    主持人：最后问一个故事，您现在是外交部的外语专家，有很多年轻人想从事外交翻译的职业，您能不能给他们提一些建议，怎么样做好外事翻译的工作？
    施燕华：确实，外交翻译是很迷人的职业，我说的是“外交”。因为外交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在外交部从事的笔头也好、口头也好，都是很高层次的政治方面打交道，涉及到国家利益。因此引起了这个问题，作为外交翻译，你必须在政治上很敏感。
    比方说做口译的时候去谈判，你必须要了解对方的观点，你事先要有准备。如果不知道，你有的时候会不清楚，他里面用的一些小词，有很细微的差别，外交上非常讲精确。如果你翻译的不准确，就可能产生误解。对我们国家来说，我们要最大维护主权的完整。当时有香港问题、澳门问题，而且还有台湾问题。
    当时香港是租给他们的，不是我们割让给他的，这一点我们脑子里就要很清楚。正因为是“租”，所以我们说香港历来是中国的领土。香港当时说是回归中国，非常强调是中国恢复在香港行使主权。因为是租给它，主权暂时给它，但是这块土地还是中国的土地。所以类似这种政治上很敏感的事情，自己要很清楚。这样在翻译的时候比较有把握，不会出什么大的政治上的问题。
    就像我刚才说得，中美建交废约，我们的词是什么，他们要求怎么改，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我们开始一直说废约，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不合法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你跟我们的一个省签订这个条约，根本没有法律的合法性。所以我们要废除。所以这些词的用法，不是说你英文好就行了，要跟你的政治头脑、政治上的敏感性相联系的。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我觉得不管做什么，外事翻译也好，其他翻译也好，要能够做得住，踏踏实实地学。翻译和其他职业有很大的不同，其他职业做完之后，回到家里看电视、玩都行。但是翻译成天有一根筋在那里，我听中文广播的时候也在听，这个是新词。我们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语言和现在的语言很不一样，英文也很不一样。
    现在英文的语言里面，关于信息产业方面的特有词汇很多。如果你不学，那就什么都不懂，人家说IT，你都不懂，那就翻译不了。所以要时时刻刻地学习，学习就要能够踏踏实实，静下心来。而且还不能说，我学会了，不行。到现在，我经常查字典，人家问我，我都要查字典，从来不觉得我翻译的东西是最好的，没得可改进的。
    任何一个翻译，你是第一流的，你的东西也有可改进的东西，因为它是两种文化，不可能完全翻译的形似神似，所以不断的要学习，而且自己要踏踏实实地学。社会上现在有很大的矛盾，就是浮躁，总想着能够轻轻松松的，而且在网上Google什么都能够找到。但是我觉得Google上有些译法是不能用的，他们写的是有感情、感受的，不能说一个词在Google上查一下就能够用。所以这是很艰苦的职业。

    外交口泽人员在促进国家关系，增进国与国之间的了解等方面起着桥梁作用，其服务对象是中外领导人或各级政府官员，_l几作的议题从国家安全，经济关系到移民问题，保护侨民合法权益等，一切需要由豆叨荷做出政治决定来解决的，都属于外交会谈或谈判的内容。
    对于外交翻译，周恩来总理曾说:“这项工作很值得，不能轻视这一行。”他还说:“没有翻译，重要的事，双方一起相对无言，动都动不了。”
    外交口译的特点是政治敏感性极强，翻译必须精确，不能走样。一名合格的外交翻译必须熟悉我国的政策，了解各种国际问题及双边关系的背景，不仅熟悉本国的文化，也应熟悉有关国家的文化。
一、政治敏感性。外交口译人员，对于什么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应该怎么表态，哪些关键的词要特别注意精确，都应该“心中有数”。
l、台湾的称谓。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任何有关台湾的提法都必须符合这一点。
    对于台湾而言，中国是“大陆”，the mainland，从中文来讲，我们说“中国大陆”，而从不说“大陆中国”，所以英语中，可译China’s mainland，而不是the mainland China，因为后者有两个中国之嫌。
    我国加入亚洲开发银行时，台湾已是成员。为避免造成“两个中国”的印象，台湾必须改名。所以在谈判中，一个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台湾在亚行的称谓问题。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台湾以“中国台湾”的名义继续留在亚行。英语是Taiwan, China。
    后来，我国进人国际奥委会，台湾用的是Chinese Taipei，“中国台北”，台北拼写是用台湾的惯用名，这无损于我国的领土完整。亚太经合组织成立时，也沿用了这个名称。在台湾的称谓上，必须明确什么是错误的译法，什么是正确的。正确译法:Taiwan，China; Chinese Taiwan; Chinese Taipei。错误译法:Taiwanese China，Taiwan(China)。中国大陆正确译法: China’s mainland，Chinese mainland，the mainland of China。错误译法: the mainland China。
    在亚太经合组织中，中国共有三个成员: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在统称亚太经合组织成员时，有人会不经意地说“成员国”，译成外文时一定要改为“成员”(members)，并称香港台湾为“经济体”(economies)或地区(regions)。
    香港回归前，我们对香港的地位有严格的界定。香港不是英国的殖民地，它是租给英国的，也就是说，我们从未放弃对香港的主权。所以在同英国谈判香港回归的问题时，我们十分强调是“恢复行使主权”，resume the exercise of sovereignty，在翻译中，即使中文简称为“香港回归”，我们也总是说“恢复行使主权”，这样更为精确。
    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它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变，有独立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等。但象征权的外交、国防属于中央政府。有时有的领导出现口误，说:“香港拥有行政、立法、司法、外交权……”，这时翻译就应自动纠正，不译“外交”。
    周总理说:“外交谈判，谈判代表本人水平固然很重要，但翻译也重要。翻译强的可以帮助把逻辑上、词句上不够恰当的纠正过来。”翻译人员懂得政策，就会有把握自动纠错。例如:“香港特区将会保留自己的政府，自己的社会，自己的经济、自己的生活方式。”照字面译是: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will retain its own government, its own society, its own economy and its own way of life. 香港回归后，它的政府能不变吗? 它原来的政府是英国人主导的港英政府，回归后，组建的特区政府是“港人治港”，因此，retain在此是不合适的，应该用have。而中文的“保留”，也可解释为“有它自己的政府”。这句话可译为: The HKSAS will have its own government, retain its own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s and its own way of life.
2、领土争议问题。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同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有领土争议。所涉及的地域也是各有各的名字。我们叫“钓鱼岛”，日本人叫“尖阁群岛”(Senkaku Islands); 我们叫“南沙群岛”，西方国家称其为Spratly Islands，我们的西沙群岛也被称为Parasol Islands。口译人员应对两种名称都有所了解。如果对方说Spratly Islands，翻译给中方领导时，就要加以解释，“即我们的南沙群岛”，否则他可能听不懂，反之，我们把南沙群岛译成英语时，必须坚持用我方的名字，不过为了让对方听懂，可以补充说What you call Spratly Islands。
3、词语的选择。词语的选择在外交翻译中特别重要。用词不当会引起外交事件，甚至影响两国关系。在中译外时，尤其要确切了解中文词句的确切意思。中文中一词多义的很多，把握分寸很重要。我们常说“关心”或“关注”来表示对某一问题的注意。译为英语，可有下列选择:be concerned about: an uneasy state of blend interest，uncertainty and apprehension.take an interest in: a feeling that accompanies or causes special attention to an object or class of object.pay attention to: sympathetic consideration of the needs and wants of other care about: feeling concern, interest, emotion
    这四种译法在程度上有很大的区别。不少译员一听见“关心”，就对号人座，译为concern，在有些情况下是可以的，在有些情况下则不妥。
    某一友好国家发生军事政变，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对XX的局势十分关注，正在进一步了解事态的发展。”现场译为:China is very much concerned about the developments in XX and is watching closely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用concerned一词包含了对军事政变忧虑的意思，对方产生了误解，向我们进行了交涉。
    我们的一贯政策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实行睦邻政策，这样的翻译显然是不符合我国一贯的立场的。这句话似应译为: China is following closely what is happening in XX. 由此可见，一字之差，会影响到两国关系。“中国政府也很关心人权问题。”如果译成: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about human rights in China. 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对人权状况感到担忧。实际意思应该是:The Chinese Government cares about human rights in China.“我们对阁下的健康很关心。” 这里也不能用We are concerned about Your Excellency’s health，好像他的健康很成问题，令人忧虑。这里的“关心”很难从字面上译，只能考虑母语是英语的人在同样的情况下会怎么说。我想他们可能说: we wish you a quick recover. We hope it’s nothing serious. We pray for you health等。
    总之，在遣词造句时，外交口译人员首先要考虑的是某个词的政治含义。
二、了解背景情况。对于所有的翻译人员，了解双方谈话主题的背景，各方的立场、观点等很重要，有助于在翻译中选择适当的词语来表达。周总理曾对翻译人员说:“做口译是不容易的，知识面要广，资料要多，来得要快。”“要多看谈话记录，领会精神，按谈话精神来译，不是一句一句直译。”
    参加外交谈判的翻译，脑力劳动的强度很大，如果对所谈题目很熟悉，就会减少一部分工作的紧张，掌握主动权。在翻译过程中，就会知道哪句话是关键，必须特别注意，慎重选择用词;什么地方要加重语气;什么地方速度要放慢，让对方充分消化。做到“得心应手”。有时翻译免不了会漏一、两个词，或一个短语，对情况不熟悉的翻译，往往会把关键的一个小词遗漏了，而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非实质性的内容上。
    这里举一些背景知识对翻译准确性的影响。
1、 上世纪6O年代时，中国与当时的锡兰(今斯里兰卡)有一个“米胶协定”。即我们的大米换锡兰的橡胶。但是在口语中这个“胶”字很容易被误解为“蕉”，香蕉。加上有的领导说话有很强的地方口音，即使他向你解释是“橡胶”，听起来还是“香蕉”。况且锡兰确实生产很多香蕉。如果对两国经贸关系的情况不了解，就很可能把“米胶协定”译为“大米换香蕉”的协定，那就错了。
2、在准备过程中，必须对对方国家的基本情况，地理位置、邻国关系、自然资源、经济发展情况等有较全面的了解，把一些特殊的词汇查到、记熟。也是上世纪6O年代，非洲某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访，双方谈经济合作问题，对方提出他们生产很多cassava，希望中国能帮他们利用起来。翻译不知道何为cassava，这一下子就卡壳了，幸好在场的有人知道，就提醒说，是木薯，有很多淀粉。否则很难想象关于这项目的合作谈判能否进行下去。
3、了解我国与对方国家关系及历史有助于选择适当的词语。马其顿1993年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99年，因它同台湾建立了所谓“外交”关系，我国宣布中止与马其顿的外交关系。2001年中国与马其顿恢复外交关系。我方在谈及中马关系l0年的情况时，说:“中马关系走过了不平凡的10年。”对“不平凡”一词应怎么理解?是理解为“不同寻常”、“特别”、“非凡的”还是“出色的”、“了不起的”? 译为英语，也可以有多种选择。可译为:extraordinary，即“特别的”、“非凡的”。他有着不平凡的经历:He has an extraordinary experience. 他是个不平凡的人: He is very special. He is a remarkable man. 一位不太了解背景的翻译把它译成了: The past 10 years has been remarkable for China-Macedonia relations. 这句话实质上是对过去10年中马关系的评价，10年中，中马关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遭受了断交的曲折，因此我们不可能对它完全肯定。似应译为：The past ten years have been eventful for China-Macedonia relations. 或: The Past ten years have seen twists and turns in China-Macedonia relations. .总之，要把建交、断交、复交这种复杂的情况表达出来。
    欧盟建立到现在已有50多年历史，从最初的煤钢联营到90年代初提出建立具有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政治联盟。但是欧盟的政治联盟不像北约那样，它不是一种结盟形式，而是27个国家的联合体。有的翻译把它译成了political alliance，应该是political union, 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这说明，翻译对欧盟发展的历史了解不够。
    在描述两国领导人会谈的表述中，我们常用“坦诚”二字。汉语是单音节的语言，用两个以上的字组词，是汉语的特点，有的是重复的，如“增强”，“学习借鉴”等; 有的则是有实际意思的，如:“利弊”，“困苦”等。如果一个词语中的两个字各有意义，就像“坦诚”，是“坦率”和“诚恳”两个字组成的，我们也可以说，“坦率”、“诚恳”是同义词，因为“诚恳”地跟某人谈一件事，肯定是坦率的，不会遮遮掩掩的。但是他们的意思各有侧重。“坦率”侧重于直截了当，而“诚恳”侧重于“真心诚意”。翻译时要了解两国关系的情况，如果两国关系较好，交换意见比较深人，可用sincere，反之，则用candid或frank。但frank的份量比candid重。有一次，两国外长会谈后要发消息稿，其中有一句话:“进行了坦率友好的会谈”，我开始泽为frank，对方立即提出疑义，说: 这样新闻界就会猜测我们双方吵架了。后来，根据对方的意见改为:candid。
4、翻译还承担对外解释的任务。外交翻译的“基本建设”，就是经常要背一些重要文件的关键句或关键词。在谈到世界和平与安全问题时，常用的引语是联合国宪章关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部分; 在双边会谈中，可能引用一些双边协定的内容。这样在工作中，就可随手拈来，毫不费劲，使你可集中精力解决一些较难译的词句。
    在中美关系方面，有三个公报是经常作为中美关系的基础提到的，但是中国领导人往往只说，中美之间要遵守三个公报，而不具体说是哪三个公报。这对美国人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他们都很清楚。但是在对其他国家介绍中美关系时，我方领导人也常说:“中方要求美方遵守中美三个公报。”这对许多国家的领导人来说，未必知道。尽管中方领导没说，翻译还是应该把三个公报全名及涉及的问题讲清楚。1972年的《上海公报》、1979年的建交公报、1982年关于美国售台武器的公报。最后这个公报，我们经常讲8•17公报，完全照中文译是不清楚的，应该把发表公报的年份以及有关问题讲明。
    同样，中日关系中也有三个重要文件要遵守，即使是英语翻译，对中日间的三个重要文件名称，主要内容、英语译法也必须弄清楚。因为在向第三国介绍中日关系时，我方领导往往会提到有关的文件，甚至文件里的关键句子，例如，中日联合声明中有一句话，是我们常说的:“日本政府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反省”一字是从日语译过来的，英译文是: The Japanese side is keenly aware of its responsibility for causing enormous damages in the past to the Chinese People and deeply reproaches itself. 比我们通常理解的“反省”语气要重，有自责的意思。外交文件都是经过反复推敲，双方都能接受的，所以在引用时，必须绝对准确。
    在介绍国内情况时，我们也常用一些数字概括某些提法或政策，比较突出的是“三农”问题。有些领导人习惯这么讲了，翻译可不能直译为“有关农业的三个问题”，要把“三农”的内容，即农业、农村、农民都译出，这样外国人才能懂。与此有关的还有“大农业”，“大农业”不是large scale agriculture，而是指农林牧副渔，不知道英语中有无对应的词，也许可译agriculture in a broader sense，再加以解释。
    我们还常说:新中国成立后，……。如果照译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也没错，但对外国人来说，他不一定能记得新中国是哪一年成立的，所以这样的译法表示不了时间概念。一个好的翻译就会把年份加上，或干脆说:Sinee1949…，比译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更为清楚。
三、尊重对方的文化习俗。各国文化习俗不同，有不同的禁忌，不同的爱好。西方国家关于狗的词语大多是好的，而汉语中关于狗的提法多数是贬义的。当英国人说:I am a jolly dog.译成中文当然不能说:“我是一条快乐的狗”，中国人会觉得很怪，怎么把自己称作狗啊? 当中国人说:“痛打落水狗”，西方有些人就会有意见，这是虐待动物啊!
1、对政治术语的新理解。各国经历的历史不一样，都有不同的立国理论。我国的政治词汇受前苏联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很大，在1979年改革开放前，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形成了独特的话语体系。现在有些政治术语已经很少使用了，有些还在用，但是有了新的内容，翻译也应该体会某些术语本身的含义，而不必拘泥于过去的译法。
    我们常说: 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在马克思的哲学里是:materialism，idealism。确实，在早期的或大一些的英语词典里也能找到这类解释，比如“唯物主义”，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second edition: The philosophical theory that physical matter in its movements and modifications is the only reality and that everything in the universe，including thought，feeling，mind and will，can be explained in terms of physical laws “唯心主义”: the philosophical theory that the object of external perception, in itself or as perceived, consists of ideas.
    现在新版的词典里有的已经不列人这一解释了，有的把这些解释放在定义的最后，说明这两个字定义的演变。Oxford Illustrated Dictionary对“唯物主义”的定义是: a tendency to consider material possessions and physical comfort to be more important than spiritual values. 中文是: 实利主义，物质主义。也就是说只注意物质方面的追求。这就是英语国家里大多数人对这个词的认识。所以当领导在谈到国内的问题时说:我是唯物主义者。我想更多的是指他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困难和存在的问题，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似可译:1am a realist.
  “唯心主义”也是一样，idealism作为哲学的解释己退居第二、第三位，在西方，多数人对这一定义已不了解。他们看到这个词，马上会理解为“理想主义”，所以过去西方一些评论文章常说: Mao is an idealist. 意思是毛泽东是理想主义者，他有些想法是不现实的。
    现在我们讲话中新的政治术语很多，包含的意思有时很含糊，甚至包罗万象，这对翻译造成了困难。我想我们要理解其核心意思，把最主要的意思表达出来。
    在译这些术语时，应尽量考虑到不懂汉语的外国人能否准确理解。例如，关于反恐，我们说:“实用主义和双重标准都是有害的。”有的翻译一听“实用主义”就译，pragmatism，确实，Pragmatism是有实用的意思，但中文里“实用”加“主义”就成了贬义，英语中此词并无贬义。Cobuild: pragmatism: is a way of thinking or dealing with problems in a practical way rather than by using theory or abstract principles.我建议译：Expediency and double standard are both harmful. Self-seeking and double standard are both harmful.
2、注意文化的禁忌。尊重对方的习惯，避免使用他们感到反感的词。在我们的语言中，不避讳“血”、“肉”等字，如“血肉关系”，“鲜血凝成的友谊”、“血浓于水”等，外国人听起来觉得血淋淋的，很反感。最好不要直接译出来。比如“海峡两岸的同胞血浓于水”，能否译:There exists affinity between the compatriots across the Straits.或者干脆用解释的办法: when our compatriot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raits are in difficulty，we on the mainland are the most eager to help.
    我们在谈到人权时说: 经济发展是维护人权的基础，它们之间的关系犹如皮与毛之间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汉英词典提供的译法是: with the skin gone，what can the hair adhere to? 看了不禁令人毛骨悚然。不妨来个意译: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basis of human rights. Without the basis，human rights is just like a castle in the air. (此处human rights作为整体，故用单数。)
3、词语的时代性。语言是随着时代发展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同一个词的固有意思往往经过时代变迁，打上了某一时代的烙印。譬如“缓和”，在冷战时期，指的是美苏之间的缓和，用的是détente，现在我们也讲国际形势缓和，就不能用这个词，而用relaxation，因为détente变成了冷战时期的专利，使人们想起那虚假的缓和。
    我们讲，最基本的人权是生存的权利。本来译为:the right to life，挺好。但是在西方国家发生反堕胎运动后，这个词语的意思就“变味”了。反堕胎者的口号就是the right to life，the right to live，如果我们也这样译，就会产生误解。只好译: the right to existence; the right to survival.
4、成语、诗句的翻译。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一个重要的差别在于，中国人喜好抽象思维，用的语言有时比较隐晦。现在的领导人还特别喜欢用一句古诗来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有些汉语成语，如“一日遭蛇咬，三年怕井绳”、“百闻不如一见”，等，可直接找到对应的英语成语: Once bitten, twice shy. Seeing is believing. 如果借用英语成语，就必须注意不能说:We in China have a saying that goes:… 只能说:We in China have a saying which is similar to yours… 我觉得，即使有现成的英语成语，有时不妨直译，更有中国味儿(这里不是要用中式英语): Once bitten by a snake，one would shy at the sigh to a rope. Seeing it once is better than hearing about it a hundred times. 其效果在于能使气氛活跃起来。
    汉语中有些成语与英语中的成语很相似，但他们是“假朋友”，因为他们所表达的意思大相径庭。例如:同舟共济。人们往往只注意“同舟”，想到英语中也有一成语:“to be in the same boat”.但是他们没想到中文的“同舟共济”重点在“济”，即相互帮助。而英语的“to be in the same boat”强调的是在同一条船上，处境相似。词典的定义是:to be in the same situation，predicament or trouble.香港回归前，我们领导人曾对英国人说:“中英双方都面临维持香港繁荣稳定的问题，应该同舟共济。”如译为: we are in the same boat. 传达的意思就是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很困难，中英双方处境都不利，这显然不对。可以译: As both the Chinese and British sides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of maintaining th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we must help each other，just like Passengers crossing the rive in the same boat. 在引用诗句时，通常是一种隐喻，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不易理解。

    如去年在李肇星部长的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记者起来提问时说:“我来自一个小国家……”李部长就用刘禹锡《陋室铭》中的一句话回答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我记得翻译是这样翻的:A mountain is famous not because of its height.李部长接着用英文补充了一句:Countries，big and small，are all equal (“国家不在于大小，一律平等。”) 李部长显然觉得只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不能完全表达他想说的意思，所以来了个“注释”。这给我们一个启示，译中国成语和诗句时，要适当加以解释。
    同样，老子的一句话: 治大国如烹小鲜。如果只译:To run a big country is like cooking a small fish.估计大多数人不一定能理解其中的意思。美国里根总统访问中国时，他的宴会讲话中引用了这句话，但后面加了一句on’t overdo it.有“画龙点睛”之效果。这是另一个文化背景的人对老子的解读。口译不同于笔译，古诗译文印在纸上，读者有时间去研究，去查阅诗的背景等，也许能正确理解。而口头说的，几秒钟的时间，不允许对方去琢磨，因此口译人员有责任用最简单的语言把它解释清楚。这需要我们积累古文的知识，特别是对经常要用的一些引语理解透，并熟记其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