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国璋—学英语就要无法无天
著名英语教育家、语言学家—许国璋 许国璋是我国著名英语教育家、语言学家。1915年11月25日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市。
1934年6月毕业于苏州东吴中学，同年9月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1936年9月转入北平清华大学外文系。1939年9月在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毕业。他先后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校。1947年12月赴英国留学，相继在伦敦大学、牛津大学攻读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1949年10月回国，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直至逝世。
1994年9月11日，许国璋教授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外号“雪莱”
1915年11月25日，大诗人徐志摩出生18年后，在他的故乡———浙江省海宁市硖石镇，又一位影响中国几代人的大学者———许国璋出生了。这是一个勤奋的学子，一个带着诗人气质的青年。他少小离家，先后辗转求学于嘉兴、苏州、上海等地，1930年考入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附中。到1934年高中毕业时，他的成绩为全级之冠。
按照当时东吴的惯例，三所附中毕业的前3名可入本校大学部的文、理、法三学院，均减免学费，第一名则全免。但许国璋放弃了这种优待，执意考入上海交通大学，主修管理学，后于1936年9月转入北京清华大学外文系二年级，与王佐良、李赋宁、周珏良、查良铮、李博高等人同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三个多月，北大、清华、南开相继南迁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理、工、法等学院设在长沙城内，文学院则搬至南岳山中，租借圣经学院为校舍。在南岳，聚集了一大批第一流的学者教授，如吴宓、叶公超、柳无忌、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金岳霖、钱锺书、钱穆以及英国诗人及文论家燕卜荪（WilliamEmpson）等。1938年初，临时大学西迁云南昆明，文、法两院暂设在昆明西南的蒙自。4月5日开学，校名遂更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许国璋在名师的指导下含英咀华，学业精进。晚年的许国璋在他的自传体文章《回忆学生时代》中写道：“从此时起到1939年夏，历南岳、蒙自、昆明三地，过了大学生活的最后两年，三年级听燕卜荪课，四年级问学于钱锺书先生，执弟子礼至今。”
许国璋英语地道，独具风格。他喜读18世纪英文散文，尤其是艾迪生（Addison）和约翰生（SamuelJohnson）的文章，前者纯正、典雅；后者庄重、铿锵。许国璋颇得个中三昧，人们听他的演讲纯属一种艺术享受，而由他译的司马迁《项羽本纪》选段竟得到当时教四年级的汉英翻译课、眼界高、要求严的叶公超教授的激赏，认为颇有吉朋《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文风。
1939年7月许国璋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他先后在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外文系任教。1947年12月，许国璋赴英国留学，相继在伦敦大学、牛津大学攻读17世纪、18世纪英国文学。钟情于雪莱、又赢得“雪莱”外号的许国璋，在大诗人雪莱的故乡，圆了他充满诗意的梦，在“康桥”追寻老乡徐志摩当年的浪漫踪迹……
许国璋既是一位著名的英语教育家，又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而世人熟知许国璋，大多是通过他主编的四册大学《英语》教科书。许国璋的名字与“英语”成了同义语，已经家喻户晓了。
许老主编的《英语》（即风行至今的《许国璋英语》）出版于1963年，历经30余年而不衰，为国内外所罕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系桂诗春教授曾和许老开玩笑说，“许国璋英语”已经成为像英国英语、澳洲英语那样的英语变体了，你看街上不是贴满了“许国璋英语班”的广告吗？桂先生认为该教材之所以能历久不衰，是因为它抓往了两个特点，一是结合我国实际，二是适合成年人自学。
一部《许国璋英语》，受惠者不计其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李良佑先生曾经撰文说：“中国自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出现了一个出国热潮。或求学，或工作，或移民，不同文化教育层次的均有出国。我在美国，发现不少人从中国带出去的书籍中都有许国璋主编的英语教材。我偶尔好奇问之，为何不远万里携带此套教材？答曰：看来看去还是许国璋的实用。”
特异的文风
北京的几位外语界名教授在学术上各有造诣，深孚众望，但就个人的性格及文章风格，又各有异趣。有的是忠厚长者，慈祥随和；有的才华横溢，然出言下笔谨慎；有的外柔内刚，文笔犀利；有的则是刻意求新，谈吐行文均气热磅礴。许国璋应属最后一类，他学养颇深，涉猎甚广，学贯中西。除英语教育、英美语言文学外，他为语言学、语言哲学研究做出了独特的富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在翻译、文化史及鲁迅研究等领域也多有建树。
许国璋是国内最早研究和评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学者。他那篇发表在《西方语文》第2卷第2期（1958年5月）的文章《结构主义语言学述评》，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还被全文译载于苏联的《语言学问题》杂志，这在当时是极其难能可贵的。60年代，许国璋的研究触角从英国文学完全转入现代语言学。他和朱德熙先生一起讨论结构主义语言学，给中国外语教学带来新的信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80年代中期调到北外外语研究所担任所长以后，许老更深入、更系统钻研西方各家语言学理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哲学体系。他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语言学部分的学术水平很高，受到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
论著《许国璋论语言》写于许老63至75岁的晚年。许老用现代语言学观点，探索中国固有的语言哲学，介绍Austin，纵论Saussure，重评马建忠，发掘金岳霖，注释许慎《说文解字•序》，阐译罗素《西方哲学史》，给我们留下了一笔笔丰厚的思想遗产。书中那语言学家的慧眼、哲学家的深邃、数学家的精确、文学家的笔韵以及伟大人格的力量，令后人难望其项背。
“南王北许”是当年外语教学界中的流行说法，其中蕴藏着人们对智如泉涌的王宗炎、许国璋二老的爱戴与敬仰，足见他们在中国语言学界确然不拔的地位。
余于1930年暑假考入东吴大学附中初中三年级，有幸在班上随吴献书先生学英语，一年后升入高中，1932年和1933年两年内又幸遇吴师，总计在东吴附中四年，三度受教于吴献书师。
吴师，近代中国英语界教学界之大师，毕生著译甚勤，教我们时，已近花甲，每周上课10多节，无倦容。每堂有作业，或令学生互改，或擅自自改，翌日发还。作文两周一次，隔周批毕。改的不多而批语极详，学子由为得益，先生~~长期经验，随时指出学生易错长错于未错之际，学得轻松愉快，学一年已知拼错自加改正，到高二级，已知句子之通与不通。吴师教英语，重阅读，尤重朗读背诵，盖朗读好坏，可知理解之深浅，朗读而能背诵，即是活用之根本。今之教英语，今日教一句，明日即希望学生活用，大学生接触语言尚不过一言半语，难怪造出之句，形似英文而实为中文也。吴师视急于求成为教学之愚妄。犹忆在初三级时，师教分词短语与关系从句，前后不过30分钟，各举三四例，曰：“今日教此二种句法，不必急于用它，以后多看多读，自然就会。”自兹，多看多读自成为我的座右铭。高二时，圣约翰撒学赵震先生来附中教英文，初生之犊，颇欲在教学中有所突破，用上海刊行的英文版《中国评论周报》为读物，每周一册，大16开，32页，今之大学生，恐亦难胜任。我因开学迟到未选此课。自订一份读之，颇感其难，循吴师多看多读之训，持之以恒，大部分仍难以理解。日久，能解渐多，兴味亦增，同学有难句，或来问我，偶有能解者，聊为应付，到学期末，困难似已不大，此自学之首次尝试。
高中三年级时，吴师教“英国文学入门”，教材系吴师自编，商务出版，8开，约200页，布面精本，边页甚宽，生词、发音即注在同页之右，词义列在同页下方。此书之最后一篇为“该撒大将本事”，采自《莎士比亚历史剧故事始末》一书。史实极详，不同于传奇故事，教会人士并不熟知，而吴师独选之。又吴师曾译柏拉图《理想国》，余1989年因讲述“西方文化史”曾细读之，深感译意精到，远胜今日之白话译本，诚同儒也。
吴师讲课从不细析文化，亦不多讲时代背景。讲文章，懂其能懂者，会之于心，略其东方学生一时不及懂者，这是学英语最快最可靠的途径。当年受吴师之教育，何止百人，毕业后入大学，看英语原著决少困难，此可谓教学者之上策矣。吴师教我“该撒大将本事”（2万字），不过两星期，共6节。天寒脚冻，走步取暖，读“本事”自娱，第一遍三小时，二遍二小时半，三遍二小时不到，三遍以后，稍懂大意，亦仅及任务梗概而已。我回忆，20岁以前仅仅其半，入大学，始大体懂得，然不读详注，仍多不解。英国人少时学莎剧，恐亦不过如此。是年大考，吴师即以“重述本事”命题，两小时交卷。余奋笔疾书，思路甚快，无心造句而句子自至，盖得益于多看多读。
余于东吴附中毕业后，先入交大读管理系，旋入清华外文系，1947年问学于牛津大学，1949年归国。今之人评议时人，轧言某曾留学，长英语。殊不知，人生学问，端赖大学毕业后四五十年的探索。探索不止，一得可期，留学与否，并不重要。此有赖于中学时期基本功的培养与大学以后的博览。余在中学，问吴师读书之事，曰：闲书则柯南道尔，学问则罗素哲学。东吴附中于大学合用图书馆，余于馆员善，终日涉猎，亦不之禁，尽得两氏之书，心甚喜之。罗素书不甚了了，记书名，出版年月而已。入清华，藏书极丰，借阅也便，一年所读仅三四十种。及到牛津，晨听讲，晚间听学生会辩论，每周读期刊二三种，读书应考而已，未敢言博览。真正读书，实在归国之后，讫今为止四十三年。就学问论，钱钟书老师指引最多，吴师之教道，亦为关键。余少年受教于吴献书师，壮年问学于钱钟书师，钱师导我，乃入哲学，吴师教我，始识英文，可谓幸矣。
1.学英语就要无法无天，要天不怕地不怕。
2.学外语，要眼尖，耳明，嘴勤，手快。只要多读，多记，多讲，多写，自有水到渠成之日。
３.学习外语，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人不要把自己圈在只读洋文的狭小天地里，一定要具备良好的国学基础。
4.光学几句干巴巴的英文不行....不要总是把阅读的目的放在提高英文上，阅读首先是吸收知识，吸收知识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就吸收了语言。
我同国璋，不能算是最老的朋友，但是，屈指算来，我们相识也已有将近半个世纪了。
在解放初期那种狂热的开会的热潮中，我们常常在各种各样的会上相遇。会虽然是各种各样，但大体上离不开外国语言和文学。我们亦不是一个行当，他是搞英语的，我搞的则是印度和中亚古代语言。但因为同属于外字号，所以就有了相会的机会。
我从小学就开始学英语，以后在清华，虽云专修德语，实际上所有的课程都用英语来进行，因此我对英语也不敢说是外行，又因此对国璋的英语造诣也具有能了解的资格。
英语界的同行们对他的英语造诣之高，无不钦佩。但是，他在这一方面绝无骄矜之气。他待人接物，一片淳真，朴实，诚恳，谦逊。但也并不故作谦逊状，说话实事求是，绝不忸怩作态。因此，他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毕生难忘的印象。
到了那一个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他理所当然地在劫难逃，被打成了外院“洋三家村”的大老板。
拨乱反正，天日重明。“四人帮”垮台后，我同国璋先生，以及南南北北的同行们，在暌离了十多年以后，又经常聚在一起开会，认真、细致地讨论一些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关外国语言文学的问题。
最突出的例子是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和“语言卷”的工作。此时，我们真正是心情愉快，仿佛拨云雾而见青天。我同国璋每次见面，会心一笑，真如“如来拈花，迦叶微笑”，“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最难忘的是当我受命担任“语言卷”主编时的情景。这样一部能够而且必须代表有几千年语言学研究传统的世界大国语言学研究水平的巨著，编纂责任竟落到了我的肩上，我真是诚惶诚恐，如履薄冰。我考虑再三，外国语言部分必须请国璋先生出马负责。中国研究外国语言的学者不是太多，而造诣精深，中西兼通又能随时吸收当代语言新理论的学者就更少。
在这样考虑之下，我就约了李鸿简同志，在一个风大天寒的日子里，从北大乘公共汽车，到魏公村下车，穿过北京外院的东校园，越过马路，走到西校园的国璋先生的家中，恳切陈词，请他负起这个重任。他二话没说，立即答应了下来。我刚才受的寒风冷气之苦和心里面忐忑不安的心情，为之一扫。
我无意中瞥见了他室中摆的那一盆高大的刺儿梅，灵犀一点，觉得它也为我高兴，似向我招手祝贺。
从那以后，我们的来往就多了起来。他在自己的小花园里种了荷兰豆，几次采摘一些最肥嫩的，亲自送到我家里来。大家可以想像，这些当时还算是珍奇的荷兰豆，嚼在我嘴里是什么滋味，这里面蕴涵着醇厚的友情，用平常的词汇来形容，什么“鲜美”，什么“脆嫩”，都是很不够的。只有用神话传说中的“醍醐”，只有用梵文“不死之药”一类的词儿，才能表达于万一。
他曾几次约我充当他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答辩委员会主席，请我在他住宅附近的一个餐厅里吃饭，有一次居然吃的是涮锅子。他也到我家来过几次，我们推心置腹，无话不谈。我们谈论彼此学校的情况，谈论当前中国文坛，特别是外国语言文学界的新情况和新动向，谈论当前的社会风气。
谈论最多的是青年的出国热。我们俩都在外国呆过多年，绝不是什么“土包子”。但是我们都不赞成久出不归，甚至置国格与人格于不顾，厚颜无耻地赖在那个蔑视自己甚至污辱自己的国家里不走。我们当年在外国留学时，从来也没有久居不归的念头。
国璋特别讲到，一个黄脸皮的中国人，那几个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除外，在民族歧视风气浓烈的美国，除了在唐人街鬼混或者同中国人来往外，美国社会是很难打进去的。有一些中国人可以毕生不说英文，依然能过日子，这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最让我忆念难忘的是在我八十岁诞辰庆祝会上，我同国璋兄的会面。人生八十，寿登耄耋，庆祝一下，未可厚非。但自谓并没有做出什么了不起的成绩，而校系两级竟举办了这样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大会在电教大厅举行。本来只能容四百多人的地方，竟到了五六百人。
多年不见的毕业老同学都从四面八方来到燕园，向我表示祝贺。我的家乡的书记也不远千里来了。澳门的一些朋友也来了。我心里实在感到不安。最让我感动的是接近“米”寿的冯至先生来了，我的老友，身体虚弱、疾病缠身的吴组缃兄也坐着轮椅来了。我既高兴，又忐忑不安，感动得我手忙脚乱，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又实在出乎我意料，国璋兄也带着一个大花篮来了。我们一见面，仿佛有什么暗中的力量在支配着我们，不禁同时伸出了双臂，拥抱在一起。大家都知道，这种方式在当时的中国还是比较陌生的。可我们为什么竟同时伸出了双臂呢？中国古人说：“诚于中，形于外。”
在我们两人的心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早已埋下了超乎寻常的感情，一种“贵相知心”的感情。在当时那一种场合下，自然而然地爆发了出来，我们只能互相拥抱了。
我因此悟到：交友之道，盖亦难矣。其中有机遇，有偶合，有一见如故，有相对茫然。友谊的深厚并不与会面的时间长短成正比。往往有人相交数十年，甚至天天对坐办公，但是感情总是如油投水，绝不会融洽。天天“今天天气，哈，哈，哈！”天天像英国人所说的那样，像一对豪猪，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天天在演“三岔口”，到了成不了真正的朋友。
反观我同国璋兄的关系，情况却完全不同。我们并不在一个学校工作，见面的次数相对说来并不是太多。我们好像真是一见如故，一见倾心，没有费多少周折。我们也都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我们终于成了朋友，成了知己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