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燕华—新中国外交传奇见证人
外交部英文专家—施燕华 施燕华，外交部英文专家、原翻译室主任，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班，随即到外交部工作。1971 — 1975年，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任我常驻代表、副代表外交活动的口译和他们在安理会等各种联合国会议发言的笔译任务。1975 — 1985年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期间，担任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的翻译。
参加了中美建交谈判、中美关于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联合公报的谈判，以及其他国家与我国的建交谈判。1985 — 1988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1989 — 1990年，任驻欧共体使团及驻比利时使馆参赞。1991 — 1994年，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担任笔译定稿。1994 — 1998年，任驻卢森堡大使。1998 — 2003年，任驻法国使馆公使衔参赞。现任外交部外语专家。主要译作有：合译并审校《命运悠关的决定》、《英迪拉•甘地和她的权术》、《豪门秘史》、《大座钟的秘密》，《企业家 -世界名牌创始人小传》等及《第四帝国的崛起》、《领导者》部分章节。
施燕华说：“我们兄妹都爱学习，都明白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在这方面大姐给我们的影响最大。”大姐高中毕业后，面临两种选择，其一是嫁人，其二就是求学找工作。她选择了求学，考上了不用交学费的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上了小学教师，后来又做了校长，成了全家主要的经济支柱。大姐的事业心也特别强，她后来成为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新中国第一本儿童故事杂志《故事大王》的名号，就来自于她的创意。
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946年，施燕华进入万竹小学学习，这座学校因教育质量高而享有“上海小学之最当推万竹”的美誉。在姐姐哥哥的影响下，她也非常热爱学习。
当时的小学生毕业之后，面临着上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的选择。施家的孩子当然上不起私立学校，年幼的施燕华依靠自己的努力，得以进入上海资格最老的学校－－敬业中学学习。在这里她的成绩照样名列前茅。1958年，她和另外一名女孩由学校推荐报考外交部下属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成为该校英语专业学生，这个英语班上只有十来个学生。
发奋学习想做教授
施燕华说，进入大学后，她特别羡慕那些博学多才的老师，渴望自己也能成为语言教授。
在这以后的5年（当时大学学制5年），她一心一意扑在学习上。她说自己当时没什么其他想法，寒暑假也不怎么回家，也不怎么出去玩。他们一班人学习都很刻苦，学校的阅览室很小，常常要早早去抢位子。不过她作息很有规律，主要就是利用好课堂和自习的时间，每天晚上十点熄灯时间一到，她就准时就寝。
也是在这个时期，她开始树立起强烈的事业心。学校的政治辅导员鼓励女生要更有作为，在业务上追求上进，不要甘心做家庭主妇。
1963年大学毕业后，她又考取了研究生。这时学校已由外交部属下归入高等教育部管辖，高教部对他们的培养目标就是语言教授。但她当语言教授的梦想渐渐已变得不现实起来，在当时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中，“成名成家”是要受批判的，他们必须成为“又红又专”的学生。1965年，外交部以接收实习生的名义，将他们从高教部手中“抢了”过去，后来“文革”开始了，到处乱哄哄的，高教部自顾不暇，也只好由他们去了。
总理垂范谨严作风
施大使说：“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的10年，让我养成了严谨的工作作风。”周恩来总理曾把新中国外交官比喻为“文装解放军”，并谆谆告诫说外事工作授权有限，外交人员要经常请示汇报，外交无小事，切不可掉以轻心，这让外交工作者们养成了勤请示、守纪律、工作细致的良好习惯。
施说：“严谨的作风对于外事翻译人员尤其重要。这一点从我入外交部时就已领会到了。”译员稍有不慎，就不仅可能让国家形象受损，而且有时还造成重大损失。初到翻译室从事笔译时，她就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份中国对外援助的外文声明上，译员不小心在援助数额数字的后面多加了一个“0”，到后来发现问题时，领导已签过字，文告也已公开发表，也就只好认了。施燕华说，她将这一故事铭记在心，在多年的翻译工作中，她一直认真细致、字斟句酌。
24日在深圳大学演讲中，提到译员还要注意外在形象时，施大使又回忆起周总理当年的事情来。当时一名女译员奉命随总理接见外宾时，穿的是一件长袖衬衫，因为天热，她进会客室时把衣袖捋起了，平素和善的总理一见就责问译员：“你这像个什么样子？快将袖子放下来。”总理自己也极其注意细节，他一天要刮好几次胡须，有时候上午见外宾前才刮过，下午再出场时又刮一次，每次露面时都清清爽爽）
施燕华说：“在翻译室，我更加觉得这一辈子要做一点事，要为国家服务。”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她与和她几乎同时到达翻译室的同事吴建民相知相爱，两人1967年结婚，次年生下了他们惟一的女儿。
从军垦农场到联合国
1969年春天到1970年2月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施和外交部的一班同事被下放到汕头牛田洋军垦农场；现任外交部长李肇星那时也在那里，他们后来互称“牛友”。他们见识了台风、海啸，平时他们就是搬石头围海造田，种水稻，她还学会了种菜。外文是学不成了。她回忆说：“那时候我已经谈不上有什么理想，看不到未来有什么希望。”
但命运后来出现了转机。中苏边境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打响后，外交部对外文告、宣言、声明陡然增多，而外交部当时经过“文革”中的历次冲击，本部只剩下屈指可数的一点点人马，于是开始召回被下放到外地的原工作人员。施在“文革”中没有“极左”行为，也没有去“夺权”，表现还可以，因而也回到了外交部翻译室。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从1971-1975年，施吴两人都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施任英文翻译，吴任法语翻译，承担我常驻代表、副代表外交活动的口译和他们在安理会等会议发言的笔译任务。
活跃于外交舞台
施说，1975年她回到国内。这时邓小平复出，外事活动多了起来，她更多地负起为国家领导人做口译的任务。这时离她入外交部差不多已有10年，这种漫长的过渡期在翻译室并不多见。最开始是因为她年纪还小，后来就是因为她并非工农兵出身，没能成为组织上的培养重点。
1975-1985年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期间，她担任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的翻译。她同时还参加了中美建交谈判、中美关于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联合公报的谈判，以及其他国家与我国的建交谈判。1985年以后，她历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等职务。1991-1994年，她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担任外交文件笔译定稿。
1994-1998年，施燕华出任驻卢森堡大使。1998年，她以公使衔参赞身份，与丈夫吴建民一道出使法国。吴先生后来对媒体说：“我到法国去当大使时，她也随着去了，她不去不行。因为法国的习惯，晚宴特别多，女主人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总不能借一个来吧。为了支持我的工作，她只好放弃自己的工作。不过她除了做好大使夫人外，还以女外交家的思维和敏感给了我很多帮助。”
2000年2月，施燕华从任上退休，外交部的聘书就寄到了驻法大使馆，聘她为外语专家。她现在仍然在外交部翻译室从事一些笔译工作，更多的精力则放到了培养年轻人、促进社会翻译事业进步方面。
主持人：最后问一个故事，您现在是外交部的外语专家，有很多年轻人想从事外交翻译的职业，您能不能给他们提一些建议，怎么样做好外事翻译的工作？
施燕华：确实，外交翻译是很迷人的职业，我说的是“外交”。因为外交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在外交部从事的笔头也好、口头也好，都是很高层次的政治方面打交道，涉及到国家利益。因此引起了这个问题，作为外交翻译，你必须在政治上很敏感。
比方说做口译的时候去谈判，你必须要了解对方的观点，你事先要有准备。如果不知道，你有的时候会不清楚，他里面用的一些小词，有很细微的差别，外交上非常讲精确。如果你翻译的不准确，就可能产生误解。对我们国家来说，我们要最大维护主权的完整。当时有香港问题、澳门问题，而且还有台湾问题。
当时香港是租给他们的，不是我们割让给他的，这一点我们脑子里就要很清楚。正因为是“租”，所以我们说香港历来是中国的领土。香港当时说是回归中国，非常强调是中国恢复在香港行使主权。因为是租给它，主权暂时给它，但是这块土地还是中国的土地。所以类似这种政治上很敏感的事情，自己要很清楚。这样在翻译的时候比较有把握，不会出什么大的政治上的问题。
就像我刚才说得，中美建交废约，我们的词是什么，他们要求怎么改，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我们开始一直说废约，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不合法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你跟我们的一个省签订这个条约，根本没有法律的合法性。所以我们要废除。所以这些词的用法，不是说你英文好就行了，要跟你的政治头脑、政治上的敏感性相联系的。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我觉得不管做什么，外事翻译也好，其他翻译也好，要能够做得住，踏踏实实地学。翻译和其他职业有很大的不同，其他职业做完之后，回到家里看电视、玩都行。但是翻译成天有一根筋在那里，我听中文广播的时候也在听，这个是新词。我们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语言和现在的语言很不一样，英文也很不一样。
现在英文的语言里面，关于信息产业方面的特有词汇很多。如果你不学，那就什么都不懂，人家说IT，你都不懂，那就翻译不了。所以要时时刻刻地学习，学习就要能够踏踏实实，静下心来。而且还不能说，我学会了，不行。到现在，我经常查字典，人家问我，我都要查字典，从来不觉得我翻译的东西是最好的，没得可改进的。
任何一个翻译，你是第一流的，你的东西也有可改进的东西，因为它是两种文化，不可能完全翻译的形似神似，所以不断的要学习，而且自己要踏踏实实地学。社会上现在有很大的矛盾，就是浮躁，总想着能够轻轻松松的，而且在网上Google什么都能够找到。但是我觉得Google上有些译法是不能用的，他们写的是有感情、感受的，不能说一个词在Google上查一下就能够用。所以这是很艰苦的职业。